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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丨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戰略與全球展望播

    發布時間:2022-01-07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2021年12月30日,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舉辦“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戰略與全球展望”旗艦研究交流項目啟動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出席會議并致辭,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和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潘家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等出席會議并發表主題演講,以下是主題演講嘉賓的觀點摘編。

      圖片來源/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

      “雙碳”目標起步期 要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事

      劉世錦表示,實現雙碳目標,起步期要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

      第一,分步驟實現雙碳目標,將會全面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轉型,帶來一次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一個重大的技術創新和投資機遇,一場配套的制度變革和創新,一次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的系統性重大變革。

      第二,實現“雙碳”目標對我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人均碳排放已經超過7噸,高于全球人均水平和部分發達國家人均水平,在碳達峰前增長不會超過10%。而我們確定的發展目標是,到2035年,人均收入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概3萬—4萬美元。也就是說,在人均碳排放基本不增長或者有所減少的情況下,實現人均收入由1萬美元到3萬—4萬美元的增長,這是發達經濟體未曾經歷、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事情。我們已不可能走發達國家高碳高增長的自然達峰之路,也不會走低碳低增長之路,只能走低碳或零碳較高增長之路,力爭減碳和增長雙贏。

      第三,我國綠色轉型具有五個優勢。一是相比發達經濟體在3萬—4萬美元以上的收入水平向綠色發展方式轉型,我國在1萬美元水平上開始轉型,傳統工業化時期形成的資本擱置和減值成本相對要低。二是我國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仍能保持5%—6%的增速,市場規模大、成長性強,更有利于形成商業模式,帶動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推廣。三是我國在綠色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差距并不是很大,與以往技術革命相比明顯不同,在有些領域如光伏發電、新能源汽車處在并跑或領跑位置,有可能利用換道之機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四是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也有一定的優勢,可以與綠色發展相互支撐。五是我國各級政府的組織協調和執行能力較強,有利于形成社會共識、提供政策支持。

      第四,實現“雙碳”需要做到“三個不能”。一是減碳不能“單打一”,而應當從我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增綠、增長四位一體,協同推進。二是減碳不能“運動式”,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做到“先立后破”。三是減碳不能指標錯位,要慎用行政性辦法,多用經濟性市場性辦法。

      第五,實現“雙碳”目標近期應當力爭實現三個政策目標。一是盡快實現能耗“雙控”(能耗總量和強度)向碳排放“雙控”(碳減排總量和強度)轉變。二是高碳行業不搞“一刀切”,實行“放開、穩住、限制”相結合的區別化政策。三是加快制定受沖擊領域的風險防控與產業就業重整規劃和政策安排。

      第六,從中長期看,實現“雙碳”目標的重點是推進技術和制度的兩個創新。從根本上說,實現“雙碳”目標要靠綠色技術驅動,大規模、系統性地“換技術”。綠色技術應達到三個目標。一是高技術含量和生產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與傳統產業相比有競爭力的低成本。制度創新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建立賬戶,包括碳賬戶、生態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搞好核算,并在這個過程中處理好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的關系。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雙碳”目標將引領我國有步驟、 及時地實施低碳轉型

      杜祥琬認為,“雙碳”目標意義重大,將引領我國有步驟、及時地實施低碳轉型,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使生態環境改善由量變走向質變,實現高質量發展。

      碳達峰是經濟發展和碳增長脫鉤的一個拐點。美、加、歐、日等典型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和碳排放脫鉤的拐點是達峰,達峰是進步的標志。另外,高碳并非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歐、日現代化水平與美國相當,但前者的人均碳排放始終保持在美國的二分之一左右。

      我國提出“30·60”目標既體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和基于發展階段的原則,又彰顯了一個負責任大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態度。我國根據自身發展情況提出2060年前碳中和,只比發達國家晚10年,這很不容易。因為人口密度高、單位GDP能耗高、一次能源結構中煤炭比例高、非發電燃煤比例高等原因,導致我國的碳數據較高。降低能源強度和碳強度是我們自己發展的需要,是進步的需要。

      實現“雙碳”目標需要重新認識我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富煤、缺油、少氣”并不能準確描述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我國除了化石能源還有豐富的非化石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資源,包括生物質能、水能、地熱、余熱廢熱供暖等。在發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同時,要做好多能互補、源網荷儲相結合,逐步構建新型電力系統,使能源體系安全、高效、經濟、低碳。

      實現“雙碳”目標既面臨困難,也具有重大機遇。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發達國家短則45年,長則70年,我們國家只有30年,在碳達峰之后,只有采取更有力度的減排才能實現碳中和。我國面臨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對高碳發展路徑依賴慣性大等困難。實現碳中和呼喚高質量的技術創新,其中,受控核聚變一旦成功,將對國家乃至全球能源轉型的戰略和路徑帶來顛覆性創新性的推動。

      實現“雙碳”目標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一個科學的轉型過程。實現“雙碳”目標政策性很強,需要把握好節奏,積極穩妥,既要防止“一刀切”、簡單化,又要防止轉型不力帶來落后和無效投資。碳達峰是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的達峰,是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導致碳強度逐步降低實現的達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沖高峰,是瞄準碳中和的達峰。碳中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引擎,是要開創一條兼具成本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路徑,是與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同步的、經濟社會低碳轉型、深刻進步的里程碑。“雙碳”目標是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體現,是基于我國國情和對人類文明進程新的覺醒的目標,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深度的管理創新、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和企業參與。

    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和平:

      立足基本國情 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能源助力

      謝和平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歷表明,現代化進程仍需化石能源,節能帶動現代化進程與能源消費脫鉤,是支撐能源達峰、碳排放下降的最核心因素。立足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能源助力。目前,我國短期內實現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壓力巨大,經濟對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依賴程度高,能源安全保障壓力大,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創新探索不強。

      碳中和目標下,我國能源發展存在四個路徑。一是大力發展節能技術,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增量。二是優化發展新能源,優化電力結構,發展“風電+光電+儲能”技術。三是發展清潔煤炭開發利用,發展“清潔煤電+CCUS”技術。四是發展少碳-用碳-零碳能源原理創新和顛覆性技術。

      實現“雙碳”目標過程中,新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地位變化可分為“補充”“替代”“主體”三個階段。補充階段,新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接近30%,至少需要10年;替代階段,占比接近50%,至少需要20年;主體階段占比提高至80%左右,至少還需要10年。在三個階段,煤炭的需求量分別是45億—35億噸,35億—25億噸,25億—15億噸。實現“雙碳”目標后,我國仍然需要煤炭發揮電力調峰、還原劑以及保障油氣供應安全的作用,預計需求量為12億—15億噸。基于上述分析碳中和各階段的煤炭需求總量,2035年后應全部實現煤炭科學產能,全面淘汰落后產能。

      “片面性去碳”凸顯煤炭供給能力不足。一些地方和行業“運動式減碳”、蠻力推進能源消費“雙控”,不切實際地過快退出煤炭生產、過早壓減煤炭消費,出臺部分極端政策,煤炭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提前顯現。2021年以來,我國國內煤炭供應短缺,煤炭產量下降,煤炭價格不斷創新高,多地拉閘限電。歐美能源結構穩定性也遭遇挑戰,其動力煤炭價格增長數倍,天然氣價格刷新歷史新高,電價飛升。

      碳中和目標下煤炭行業面臨三大挑戰。一是煤炭消費減量導致煤炭行業發展空間受限。二是新能源大比例接入要求提高煤炭供應柔性。三是零碳排放要求顛覆現有的煤炭利用方式,采用零碳/負碳的煤炭利用新方式。同時,煤炭行業也面臨三大機遇。一是回歸煤炭高質量發展的機遇。二是實現顛覆性創新機遇,升級高新尖技術產業。三是與新能源耦合發展的機遇,搶占新能源主體地位。

      面向未來,煤炭行業的發展路徑如下。戰略方向上,需要滿足碳達峰碳中和不同階段高質量供應煤炭的需求,全面支撐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重點任務上,需完成“六大任務”,即加大力度勘探符合煤炭科學產能要求的煤炭資源;建設煤炭科學產能全國支撐基地;推進柔性煤炭科學產能建設;研究制定能源安全下的科學產能儲備戰略;加快科學產能支撐力科技攻關;構建適應碳中和要求的多能互補的煤礦清潔能源系統。科技需求上,須從新增科學產能資源、提高現有科學產能產出率、探索深部科學產能開采、發展煤炭行業獨有碳中和技術四個重點方向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實現碳中和要發展碳中和的新原理、新技術,不是簡單地去化石能源。應重視發展少碳技術、用碳技術、無碳技術,來實現碳減排、碳捕捉、碳利用,采用無碳排放能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潘家華:

      碳中和既需要科學技術革命 也需要社會性的軟技術變革

      潘家華指出,碳中和是一場經濟社會文明形態的轉型,既需要顛覆性的科學技術革命,也需要社會性的軟技術變革。

      溫室效應的概念在200年前就已提出,40年前我們有了全球變暖的科學認知,減少碳排放30年前被聯合國納入正式議程。碳中和實際指的是在某一個時間節點,二氧化碳的人為排放和人為移除的平衡,不是對大氣中的存量碳進行清零和減少,而是對增量的清零,即近零排放。

      當前減排的主要對象還是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不可能一步清除到位。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技術為王,進行一場顛覆性的技術革命,實現零碳的能源生產、供給和消費。改良性技術可以提高能效,包括鍋爐燃煤能效、汽車的燃油效率、建筑物的節能等。比如煤炭發電,從亞臨界、超臨界到超超臨界,通過技術改良,碳排放從450克/度電下降到270克/度電。但是只要使用煤炭發電,無論怎樣提高能效,也只能不斷降低碳排放,很難實現零碳。要實現自給自足的零碳經濟,就必須依靠顛覆性技術,開發風、光、水還有碳中性的生物質能,逐步擺脫化石能源。隨著顛覆性技術的不斷出現,化石能源的徹底退出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除了生產側,消費側的能源也可能發生技術變革。比如交通領域,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的行駛里程在500公里以上,每百公里耗電在12度以內,如果汽車跑一百公里只耗12度電,這對消費者會是一種巨大的市場誘惑,對燃油汽車生產線也將是巨大的沖擊。碳匯是減碳的另一種思路。然而目前,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超過一百億噸,而能人工捕獲的碳每年只有幾百萬噸,二者不是一個量級,因此關鍵還是讓化石能源的使用能夠清零。

      碳中和所引領的變化,是整個社會文明形態整體轉型的動力源泉和標志所在,除了顛覆性技術,還必須有體制性和社會性的軟技術變革來壓縮總需求。工業文明時代強調生產消費、規模化經營和高資本運作,所有的化石能源,不論是煤炭、石油還是天然氣,都是在某一個點開采、轉化、再分發,全過程必須是規模化資本密集型經營。

      在碳中和時代,碳資產的占有和使用關系也可以發生變化,共享經濟時代,人們可以不必非得擁有一輛自己的汽車。但求所用,不求所有,這是碳中和導向下的一種社會發展新范式,也是新時代生活方式的轉型方向。“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和”是我們的價值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是碳中和的內在動因和所遵循的生態邏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 碳中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高世楫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綠色低碳發展3060”課題階段性成果,介紹了“十四五”時期推動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幾點思考。

      碳達峰碳中和已納入生態文明整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邁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新階段,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由于發展階段決定的產業結構、用能結構、貿易結構,導致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全球占比高,人均排放超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低碳發展已取得顯著成效。由于采取了積極措施,過去15年(2005—2020年)累計減排二氧化碳達600億噸(相對于不采取行動),實現碳強度年均4%—5%的降幅,是歐美發達國家最近30年平均降幅的兩倍。與此同時,我國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任務十分艱巨,要統籌發展與減排,在實現發展目標的同時完成減排任務。要建立低碳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科學謀劃碳達峰碳中和的實施路徑,以綠色低碳發展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現,遵循能源安全新戰略要求,在確保能源安全的同時實現“30·60”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的增長與排放情況,給出了推薦情景下的碳達峰時間、碳達峰峰值和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值。未來40年,實現“30·60”目標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2021—2030年的碳達峰階段,2031—2035年從相對減排向絕對減排快速平穩過渡階段,2036—2050年的加速減排階段,2051—2060年的碳中和攻堅達標階段。

      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仍存在很多難點。一是破除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在穩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碳排放持續下降。二是處理好能源低碳轉型與能源安全的關系,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可靠能源保障,長遠看能源綠色低碳發展是必然趨勢。三是我國各地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存在較大差異,要協調各地節能減碳與經濟發展,結合區域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做好地方減排規劃部署。四是要理順降碳的成本分攤機制,從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生產和消費體系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消費體系,是系統性的重構,要理順成本傳導路徑,有效的政策工具組合有助于實現減碳成本的全社會公平分擔。

      面對實現“雙碳”目標的挑戰,一是要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提高碳的生產力。二是優化能源結構,構建現代能源體系。三是構建匹配發展定位、靈活互補的區域減碳空間格局。四是完善減碳成本分擔機制,營造全社會共同行動的良好氛圍。長期來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早期政府主要通過立法、設立標準等行政手段為市場配置資源創造條件,隨著支撐性制度的建立,市場發揮減排作用的力量逐步凸顯。“十四五”時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1+N”的頂層設計和政策體系,重點是加快減碳的體制機制建設和基礎能力建設。

      實現碳達峰后,中國面向碳中和再進一步碳減排的全面優勢會凸顯——中國具有體制優勢、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實現向綠色低碳發展路徑的整體躍遷。中國致力于按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國家,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闖出一條綠色低碳的現代化道路,為建立地球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中華民族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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